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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 夾皮溝金礦的采金之始(-------1845)

【上部 第一篇】第一章 夾皮溝金礦的早期開發(1820年前)

2011-4-8 15:20:47 【字體:

第一篇  夾皮溝金礦采金之始(---------1845

 

第一章   夾皮溝金礦的早期開發(1820年前)

吉林歷來被人們公認為是一塊寶地。是東北三寶 —— 人參、鹿茸、貂皮的主要產地,有豐富的森林資源、野生動植物資源,而且富含眾多的礦產資源,其中黃金資源尤為豐富,砂金和脈金分布地域廣泛,多集中在松花江上游的老金廠、夾皮溝一帶。可謂是“吉林寶地,黃金故鄉”。

    1644年,清軍入關后致力于補修柳條邊墻,是為“老邊”,1670年(清康熙九年)開始,在“老邊”外又修筑“新邊”。吉林位于新邊封禁地內。清初封禁,到乾隆時稍為寬松。吉林雖為圍場采貢封禁地,嚴禁漢人流民流入柳條邊外挖參、淘金、伐木、墾殖,但魯冀燕齊貧苦人民迫于生計,犯禁遷徙來吉求生者從未間斷,流入夾皮溝地區的人數更多。流民的辛勤勞動,開發了吉林,推動了社會的發展。

 

第一節  清初續建柳條邊墻設禁區

 

    柳條邊又名盛京邊墻、柳墻、柳邊、柳城、條子邊,是我國東北明、清兩代的重要歷史遺跡。開始是在五百多年前的明朝,為防御北方少數民族的侵擾,由山海關城子峪起,斜向東北,到開原威遠堡止,建起了長達千里的所謂“遼西邊墻”。繼而又由威遠堡起,斜向東南,直抵鴨綠江口,修建了又一道綿延近千里的“遼東邊墻”。

    柳條邊是一條標示禁區界線的柳條墻,“有私越者,必置重典。”它不是一條類似長城的城墻,而是在堤上“插柳結繩”為墻。據楊賓《柳邊紀略》記載:“自古邊塞種榆,故曰榆塞。今遼東皆插柳條為邊,高者三、四尺,低者一、二尺,若中土(指中原地區)之竹籬,而掘壕于其外,人呼為柳條邊,又曰條子邊”。就是用土堆成高寬各三尺的土堤,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條三株,中間用繩子連結起來,形成一道柳條墻,實際是柳條籬笆。在籬笆墻外挖深、寬各八尺的壕溝,以防逾越。在沿邊交通要道和險隘之處,用磚石建立邊門,門樓上為守門官署,樓下門洞為通道,兩側為駐兵營房和拘留犯禁人監獄。凡來往行人,必須持路票出入,如果偷越則以犯禁論處。

    東北“盛京吉林為龍興之地”,是滿族聚居的地方,清朝統治者祖宗發祥之地。滿族在入關建立全國統治權之初,由于各族人民的抗清斗爭,如火如荼,迅猛異常,政權處于極不穩定之中,東北又成為鞏固政權的大后方。因此清王朝對根本重地和大后方,劃為一個特殊的地區,以盛京(今沈陽)為留都。除仍設六部中央級機構外,還設內大臣(后改為鎮守盛京等處將軍)進行管轄,并實行封禁政策,不許漢人出關,使保持滿語、騎射的傳統和風俗。同時松花江、烏蘇里江和黑龍江流域盛產人參、皮毛、珍珠、鹿茸等物,是清朝皇室和八旗貴族極為重要的財富。因此將一些重要產地劃為禁區,不許人民自由采挖和獵取。柳條邊的修建是清朝統治者保護根本、壟斷東北特產實行封禁政策的一項具體措施。

    柳條邊有舊邊和新邊之分。

 

 

1644年,清軍入關,清朝開始。萬里長城內外一家,失卻了昔日的“北方屏障”作用,所以清代不修長城,致力于補修柳條邊墻,把遼東、遼西邊墻連成一線,繼續加固,形成一道全長近兩千里的弧形邊墻,稱為“盛京邊墻”。因其有前遺留的基礎,也稱其為“老邊”。老邊建于順治年間,以開原東北的威遠堡為中心分東西兩段。東段從威遠堡起,東南行至鳳凰城(今遼寧鳳城)南大東溝西南瀕海處,先后建有英額(清原縣東北)、興京(新賓縣東南三十里)、堿廠(本溪縣東南)、璦陽(寬甸縣西北)、鳳凰城(鳳城南二十里)等邊門;西段從威遠堡西南行,直至山海關附近的長城。這段柳條邊,康熙初年曾三次展筑,距舊邊三十至六十里不等,先后建有法庫(法庫縣東北)、彰武臺(新民縣西北)、白土廠(黑山縣西北)、清河(阜新市西南)、九官臺(義縣西北)、松嶺子(錦州西北九十里)、新臺(錦西縣西北九十里)、梨樹溝(興城縣西北一百二十里)、白石咀(興城縣西北一百二十里)、鳴水堂(綏中縣西北八十里)等邊門,全長一千九百五十余里。維修與加固老邊的具體原因是清朝實現統一之后,滿族人幾乎“舉族南遷”,造成了大后方老根據地的空虛。而長白山區是清代的所謂“龍興圣地”,既要保護本地區的名貴土特產不容外人染指;又必須保持本民族特有的習俗、生活方式和歷史文化傳統。總之,其主要目的是防止漢人北上,防止本民族被“漢化”。

    從康熙九年(1670年)開始,又在“老邊”外另筑了一道“新邊”,1681年完工,即從開原威遠堡斜向東北,經吉林省四平、伊通、長春、雙陽、九臺到吉林北舒蘭法特哈東北的亮甲山止,全長六百九十余里。先后建有布爾圖庫(四平市東南)、克爾索(懷德縣西南)、伊屯(即伊通,長春市南四十里)、法特哈(又叫巴彥鄂佛羅邊門,今舒蘭市西法特鄉駐地)等邊門。夾皮溝正好在柳條邊新邊封禁地內。修筑新邊的目的在于劃清滿蒙兩個民族居住區域的界限,以減少由于蒙人游牧越境產生的摩擦和麻煩。

    新舊邊結成一個人字形的邊墻,總長二千六百四十余里。

    柳條邊各門設防御(武將),筆帖式(文官)各一員,駐兵丁二、三、四十人不等。兵丁職責是分班守護,關閉邊門,稽查出入。往來行人必須走門洞大道,不得爬邊越境,有違禁者逮捕拘禁論處。后來發展為收稅和勒索財物的關卡。

    所謂“邊里”和“邊外”:“老邊”以南屬于內地,被稱為“邊里”;“老邊”以北,稱之為“邊外”。另外,就“新邊”來說,其東側(滿族區)叫“邊里”;其西側(蒙族區)叫“邊外”。

    總而言之,加固“老邊”,另筑“新邊”,都是為了保護長白山區清王朝“發祥”的重地,禁止邊內各族人民越過籬笆到邊外打獵、采人參、放牧,并不是一條國界線。在未修建柳條邊以前,清王朝就統一了東北黑龍江流域,在寧古塔(今黑龍江寧安縣)等處設官駐兵。進行有效的管轄。在康熙前期,在邊內外先后正式設立了盛京、吉林、黑龍江三將軍。下設副都統、協領、城守尉及府、廳、州、縣進行管轄。老邊從開原以東歸盛京兵部管轄,邊墻以東為圍獵禁地。老邊從開原以西歸黑龍江將軍管轄,新邊歸吉林將軍管轄,邊墻以西為蒙古部落駐地。

    柳條邊是根據滿族統治階級的利益,實行民族隔離和封禁政策的產物,既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需要,也不符合各族人民和睦相處、互通有無、發展生產的強烈愿望。從它一開始建成就受到各族人民的抑制和反對。各種商販要越過柳條邊進行貿易,親戚朋友要跨過柳墻聯絡感情。久而久之,禁令逐漸松弛,邊卡形同虛設,今柳條邊早已廢壞不存,僅存一些遺跡。

 

第二節  乾隆盛贊金銀乃自然之利

 

    吉林省黃金開采歷史悠久,素有“黃金故鄉”之稱。

    據《冊府元龜》九百六十九載:北魏永平元年(508年)二月、二年(509年)八月、三年(510年)八月、四年(511年)八月,勿吉國①遣使朝獻黃金白銀。

    魏書有扶余出高麗金之語,契丹志有女真地多金銀之語,絕域紀略有寧古塔地中掘出之舊鐵,其上多刻正隆字樣,正隆乃金主亮年號。足證吉林東南北各地金銀鐵礦唐宋時代已經采煉。②

    據《中國古近代黃金史稿》載:唐天寶七年(748年),勃律歸仁國黑水靺鞨族向唐王朝的貢物有“金花及金銀”③。元和九年(814年)“渤海④來貢有金銀佛像各一”⑤。

    夾皮溝為金女真興起地之一。據《增記吉林地理記要》下/32載:“金太祖曰:賓鐵雖堅,終可毀壞,惟金不能毀壞,因為國號”。女真族興起于西起松花江、東迄烏蘇里東、南到吉林東南部地區。女真建國,以“金”為號,可見吉林東南部盛產黃金。據《金史·食貨志》載:金朝開始時,金銀冶任民采,“毋收稅”;后“二十分取一為稅”,稅率極低。據《中國古近代黃金史稿》載:金朝“金銀冶恣民采,不收稅”。

    元代以游牧為主的蒙古族入主中原,階級矛盾、民族矛盾較其他朝代嚴重。初期很重視淘金,產地也較多。據《新元史·食貨志》載:全國產金地區就包括吉林的開元。夾皮溝在元朝時為“開元路”管轄,當時開元路治地在今農安。“開元”淘金應為夾皮溝采金的佐證。元后期因農民起義紛紛崛起,元朝統治者忙于應付,無法顧及礦業,且統治時間不長,后期黃金生產效益不明顯。

    明代前期礦業較發達,中期因宦官主持金銀礦務,出現貪臟枉法行為,礦業逐漸不景氣。

    清代自入關起(1644年)到雍正十三年(1735年)的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,“鑒于明代開礦之

①勿吉、靺鞨、女真等部族為肅慎后裔,相繼生息繁衍于長白山地區。夾皮溝屬古肅慎部族舊地。

    ②《吉林新志》下編第五章209頁。

    ③⑤《中國古近代黃金史稿》的文獻來源為《中國歷代食貨典》引《冊府元龜》。

    ④松花江、黑龍江一帶,隋唐時期居住著靺鞨族。7世紀中期,靺鞨部的粟末部強大起來。唐圣歷元年(698年)創立國家,用唐對其先祖封爵名稱震國,建都敖東東城(今敦化市),后表示臣服唐朝。713年,唐玄宗封大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。從此,“去靺鞨號,專稱渤海”。

 

 

 

弊,迷信風水之謬說”,統治者基本不主張大開金銀礦,清代礦產“沈蘊而無聞”①。清代對金銀是時開時禁,金課不多。對金銀的管理仍歸戶部。據《清史稿·食貨志》載: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諭:開礦(指金、銀)有請開采者不準行。1723年(雍正)即位,群臣多言礦利……相繼奏請開礦(金、銀礦)均不準行,或嚴旨切責。

    清代前期之所以對金銀實行封禁政策,可能與當時的政治、經濟形勢有關,因剛取得政權,尚待鞏固。經過順治、康熙、雍正三代皇帝的統治,國家殷富,不言礦利,又鑒于明代競言礦利,中使(宦官)四出,捐稅太多使人民感到痛苦,于是采取了較為靈活的政策,雖允許民眾自由開采,但采金民眾第一是要按常率交稅于官;第二礦山如果有礙山風水,民田廬墓,或因開礦聚眾鬧事擾民時,就立即進行封閉。實際上金銀礦山的開閉,完全取決于政治是否安定,不是大開放。

    禁止開采的原因,除總的是由政治安定因素所決定,后來有的礦山也因一些具體問題而被禁采。例如雍正十三年(1735)不準粵督鄂爾達請求開采惠、潮、韶、肇府等礦就是一例。原來粵東山多田少,礦產又多,當地民眾為開采金銀,往往聚眾私掘,嘯聚剽掠,因有這些情況才不準在粵東開采金銀。況且,清初幾代皇帝都是有意要安定社會,唯恐引起混亂,所以決定停止開采。

    到了乾隆時期(公元1735年后),征討頻繁,如用兵平定準噶爾部,消滅天山南路回部貴族大小和卓的勢力等;乾隆在位時期又到處巡游,特別是六次南巡,浪費無度,致使國庫空虛。到嘉慶、道光年間,內亂外患,紛至沓來,用費浩大,財政更加困難。在這種情況下,統治者不得不提出興辦礦業。

    乾隆時期雖允許開礦,卻只限于開銅礦。如《清史稿·食貨五》記:“乾隆三年,諭凡產銅山場,實有裨(補助,有益)鼓鑄(指冶煉金屬以鑄貨幣),準報開采,其金銀礦悉行封閉。”后因財經拮據日加嚴重,金銀礦才陸續開采一些。

    乾隆四年(1739年)六月,兩廣總督馬爾泰奏:“英德縣長崗嶺開礦煉銅……。又河源縣銅礦,貼近銀山及英德縣之洪磜礦,出銀過多,應請封禁”②。對此,乾隆皇帝卻說:“銀亦系天地間自然之利,可以便民,何必封禁乎?”③又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十二月諭:“蒙古游牧山場,因有出產金砂,……金銀等礦乃地產精華,自無不發露之理,開采一事,原因天地自然之利,為之加意節宣,特在人之善為妥協辦理耳”④。清代地方對采金者的管理十分具體,據《清代礦業》第六章記,乾隆四十七年(1782年)曾制定采金章程,內容包括:辦金廠應設檔房,并派專人管理,可定名為“懷金局”,刻制圖章,以文件往來,金廠散處各方,應設課長專職管理等,其管理方法密而有條理,較之前代又進了一步。

    據《中華二千年史》卷五記:“乾隆以后……全國之金二十五廠……”。其實當時小規模的產金地遍布全國各地。據《中國古代黃金史稿》記載:“女真土產有金,寧江州榷場以北,珠、生金為市。”說的就是現在的吉林烏喇城東北松花江東岸的金廠。

    乾隆年間放松開采金銀礦禁例的原因,一方面可能是封建統治者認為自己的政權已經鞏固;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當時市場繁榮以及發現了新的金礦資源先行開發。但那時的松禁屬于一時一地的臨時性政策。

①《吉林新志》下卷209頁。

    ②《清實錄·高宗實錄》卷五十九第23頁。

    ③《清實錄·高宗實錄》卷九十五第923頁。

    ④孫翊剛、李渭清:《中國財政史》1980年第1版第245頁。

 

 

 

 

  從乾隆贊“金銀乃自然之利”始,清代的金礦得到了一定的開發,雖然邊外仍為禁區,但民間采掘金銀礦的大環境變得寬松起來。大批流民由于各種原因涌入吉林地區,涌入夾皮溝這一小范圍區內,他們采金、挖參、伐木、墾荒,共同開發了夾皮溝。

 

第三節  燕冀齊魯貧苦農民流入邊外

 

    清王朝對東北的封禁政策,阻擋不住各族人民自由往來。

    康熙大帝耗費十余年時間修筑新柳條邊,意在更有效的保護“龍興之地”。然而到了乾隆、嘉慶朝時,這種嚴格封禁的政策一度出現反復。時興時廢的政策,使得關內漢族人民萌生出改變生存命運的新希望。當時流傳這樣一句話:東北是“棒打狍子,瓢舀魚,野雞落到飯鍋里”的地方。從此闖關東開始了。

    關內山東、河北、河南、山西等省貧苦農民和手工業者,往往冒著生命危險,忍饑耐苦,沖破封禁關卡,過海越邊,到東北各地勞動、居住。據《柳邊紀略》記載:康熙年間,“凡走山者(指偷挖人參的人),山東西人居多,大率皆偷采者也”,“歲不下萬余人,”足跡遠至柳條邊外松花江流域、牡丹江流域至烏蘇里江流域瀕海地帶。柳條邊外的城鎮有不少關內居民,如:齊齊哈爾“族類不一,客民尤伙”,寧古塔“人則十三省無省無之”。乾隆時曾三令五申禁令,但出邊的人越來越多。特別是荒年間關東的人更多。乾隆的《進柳條邊》詩中寫道:“勝時結柳原堪禁,衰時修城亦易頑”。清王朝也不得不承認現實,設立州縣進行管轄。

    乾隆56年,也就是1791年,當時的吉林將軍向朝廷遞了一份報告,報告上說,郭爾羅斯前旗雖屬蒙地,但流入該地區的人口就達到2330戶,開墾荒地265648畝。為了對蒙地上的這些闖入者實行有效管理,嘉慶朝五年五月戊戌,也就是180078,應吉林將軍秀林的請求,清王朝第一次打破先例,決定在蒙古王公領地上實行“借地設治”,成立長春廳,管理流民事務。當時的長春廳衙門就建在新立城鎮的小街村。

    到了嘉慶、道光之際,漢人進入邊墻外的人漸漸增多。私墾開拓荒野、私挖人參或者偷獵獸類、盜伐山林的人不斷出現。流民向柳條邊外流動,大批漢民進入葦沙河(夾皮溝河)流域一帶,從事采參、淘金、伐木、開荒、捕獵等。這不能不說是意味著封禁地出現崩潰的危機。

    到了民國,漢人流民闖關東的步伐卻并未因此而終止。從辛亥革命到“九·一八”事變,前后20余年光景,東北地區的人口比清末增加了一倍還多。此時封禁取消了,人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往來于關內關外。不僅有船可乘而且有火車可坐。此時的“闖”較之于前清為了逃避關卡阻攔、偷渡過關帶有一定冒險性的“闖”,又別有一番辛酸,其中不乏賣兒賣女者。民國12年到民國19年,關內山東、河南等北方諸省連年遭災。7年間不僅年年顆粒無收,而且戰事連連。走投無路的人們紛紛把目光轉向了關外。流民入關一直持續到日本人全面占領東三省。

    清《東三省政略·夾皮溝篇》載:“夾皮溝為吉省金礦孕毓之區,雖以王基發祥支脈例應封禁,而區域幽邃,詰察難周,致任小民私采,由來已久。”夾皮溝地區,一直是流民進入的重點地區。

    東北由封禁、松禁到開禁,由容民私墾到招民開墾,經歷了近200年時間。在這個歷史演變過程中,流民們逐漸成為東北的主角。他們使東北的森林荒原逐漸擺脫了遠古的洪荒狀態,使之充滿勃勃生機。東北流民以山東人為最多,其中登州、萊州、青州更占多數,其次是直隸,以鐵路沿線的樂亭、灤州、保定、天津等處較多,再次是河南、山西、江西等省。這些流民到達東北后,既無資助,又無保護。他們或投旗人門下,或投官莊之中,或深居荒山草原,搭蓋“弓架”、“窩棚”,燒山開荒,披荊斬棘,茹苦含辛,年復一年,聚成村屯,他們保持自己的方言、生活習慣、文化習俗,極力適應這片荒涼但肥沃的土地,他們成為今天東北漢族人的主要來源。

    據《吉林舊聞錄》(一)載:吉林省的東邊,山深林密,燕齊流民于農礦兩業外,還從事采參、定碓、木營、菜營、棒槌營五項。這些人可以說是林中人,俗稱“跑腿子”,也叫“穿山溝”。往年蹤跡遠者,直迄東海之濱,近為俄人苛禁日嚴,崇禎十七年(1644年),獵采地點已不能出國境一步,顯計亦因之縮退矣。定碓者,設木為碓以捕牲,曰定碓房。木營則入冬伐木,春水至時隨澗水下山,編筏江口,乘之出售。菜營,系在柞木叢中伐樹倒地,經年遍生木耳,掇收極易。而山中自生之藥草,又皆副產物也。凡轉徙山林者,隨處圍樹為屋,夜或野處點火自衛,猛獸見火輒避,往往膏虎狼之吻,墜巖谷喪命。而各山溝口,則已有筑房舍,兼務農業者。每溝俱推一頭人,稱“溝大爺”。數溝又公推一人,則曰“總爺”。有事輒用木牌傳遞,不寫刻一字,而立可如召集溝中人。擾及公安,可公議而懲處之,名曰“溝規”。

    流民到達東北后,絕大多數以農業為主,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,許多人重操泥土、木瓦、鐵工等舊業,有的流入城鎮從事各種力役,有的進山伐木、狩獵、挖煤、淘金、開礦。淘金者韓憲宗后來成為夾皮溝金礦的首領。咸豐同治年間,在他手下有萬名金夫。

    這些流入邊外的流民,在東北這塊土地上,辛勤勞動,美化了東北的森林、荒原,真正成為了東北的主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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